为 Basel-Stadt 文化报告书而作的肖像 (2019)

您的创作

什么构成您日常工作的特征？

敏感地聆听，敏锐地观看，侧耳倾听并理解。自1996年以来，我在自己的器乐演奏中，也在作曲中，运用 Carl Gustav Jung 的发现。人的基本功能——思考、感受、感知和直觉——对我而言是寻找与工作的主要参照点。我试图以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清楚的方式，把精神中所有元素的联合作用，以不同方式落实到我的艺术作品中。

我作为作曲家和演奏者的日常工作，基本上由四件事塑造：学习新事物、作曲、旅行和演奏。我喜欢投射并建造新的服装和玩具式乐器，后来我们会在不同项目中使用它们。这些热情从童年起就陪伴着我；它们是持续的生命项目，其中每一件下一部作品都是一个“check-point”：我持久的理念同不断更新的手段、不断变化的环境发生撞击，常常带来一种机会，使传输光谱越来越宽，例如通向新媒体。最好的情况下，新的思想会从这些对峙和结合中在我们的公众那里产生。

除作曲之外，我还从事同电子发明和自己编写的软件相关的乐器技术扩展。在这里，我始终寻找新的道路和意义关联。天体物理学、心理学、Vladimir Nabokov 的文学、hacking，以及把过时电子设备重新语境化，定义了我日常的灵感和刺激之粮。我作为演奏者和独奏家的活动要求我大量旅行、不断在路上，当然也要排练和演出。反复在世界上许多不同地点进行艺术工作，使我的头脑对发现、理念和计划保持清醒而活跃。

着眼于您的工作、您所在机构的活动、您的项目、您的创作：目标是什么，您个人关切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目标始终是经验并创造一件完全共感觉的总体艺术作品；它应当呈现所有互动中的人的基本功能的扩展。

2019年，我在 Basel 实现了三个不同的作曲项目：BASSBOXTRING、BASILESIA，以及题为《Die Beelzebub-Sonate》或《∞♭》的当前新类型作品。在每一次制作中，技术性的表达手段和演出编制都会改变。然而，媒体融合的方式，语义与发音的混合，也就是“情感突破”（作为放在时间放大镜下的一束音乐信息），是所有这些作品中哲学讯息的主要承载者：这些作品是可选择的、多版本的、多形态的、多-元-副-戏剧性的形式；所有这些特征，以及“conditia humana”的曲折和秘密，在我的工作中始终、时时刻刻吸引着我，使我感兴趣。

喜悦与挑战，持久的记忆

2019年，在您的工作、项目和创作中，什么最使您喜悦？

2019年1月，得益于 Fachausschuss Musik BS/BL 的支持，我得以在 Kaserne 区域的 Boxclub Basel 实现 performance《BASSBOXTRING》。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喜悦，因为这个项目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发展（曾在 Salzburg 的一次艺术展览框架内演出），而现在终于能够在它原本被设想的场域中进行。女拳击手和男拳击手们的支持非常棒！此外还巧合地发生了一件事：1月12日演出当天正好也是 Kleinbasler Bärentag，熊甚至也在拳击俱乐部停留。于是我们有了一场额外的儿童演出，因为我们自发地同陪伴熊的音乐家们一起，为熊跳舞而演奏。由音乐带来的自发交流，以及大约50名儿童洋溢的热情，形成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气氛。那是一次真正令人喜悦的经验！

什么具有挑战性，也许也是新的？

大规模项目《Beelzebub Sonate》是一项挑战，因为在这里，我第一次同一组 performer 合作完成一部整晚长度的音乐剧场作品。其中有因 Peter Greenaway 电影以及许多 Marthaler 剧场作品而知名的演员 Graham Valentine，也有一组年轻瑞士演奏者。我为 Witkacy 的一部戏剧配乐；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波兰艺术家之一。这部戏剧是 Faust 神话的改编，充满对当时时代的暗示。如今，100年后，需要把它对上世纪20年代社会和艺术发展的批判性目光转移到当下。阴谋、背叛、形而上学、谋杀，甚至复活，都以声学形式呈现；因此，从语义到“声音意义”的过渡，构成了这里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2019年是否有某种经验，会在您的工作、项目或创作方面让您难以忘怀？

《Con-Clavi》：我父亲 Ryszard Gabryś 为羽管键琴、低音提琴和10件乐器而作的协奏曲，于2019年11月2日和3日在 Gare du Nord Basel 由 Ensemble Phoenix Basel 首演；我深度参与了它的生成和实现。

《Basilesia》是我把整个2019年8月都献给的作品，已经收录在 Camerata Silesia 合唱团的 CD 中。从技术上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因为在每位独唱者同时进行录音棚音频录制时，使用了大量摄像机；同时，艺术风险来自突破性的实现方案，也就是用独唱录音的一个个“构件”来建造这部作品的音频与视频纹理。合唱团和评论界对最终效果的满意接受，使我有希望把视频版本发展到底，并制作一种“Audio-VideoSynthesizer”，让新的现场创造不断成为可能。

另一些持久的经验包括我作为 tutor 访问 California 的 Stanford University；这事实上直到2020年1月才发生，但它密集的准备贯穿了此前整整一年。我得以为作曲家主持工作坊，并用共同产生的作品举办一场 recital。我们在 Center for Computer Research in Music and Acoustics 生成的作品，放在一个 56.8 环绕扬声器系统中呈现；对在场听音乐会的 John Chowning，FM synthesis 的发明者而言，这也令人动容（建造合成器的技术前提由 Chowning 在1967年发现）。音乐会结束时的 standing ovations，牢牢留在我心中。

我的作品《Da ich ein Knabe war》（根据 F. Hölderlin 的一首诗）由女高音 Lisa Tatin 或 Lena Kiepenheuer、Ensemble Le Donne Ideali，以及指挥 Anmari Mëtsa Yabi Wili 在瑞士许多城市呈现；这些杰出的演出也会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还有我们同极富创造力的 Irinel Anghel 及其助手在 Bucharest 创作并演出的一小时 performance（Studioul de Operă și Multimedia al Universității Naționale de Muzică București），也是过去一年中一个新的、实验性的、重要的里程碑。

我2019年音乐会季的高点还包括：Vienna 的独奏音乐会（在那里我也呈现了自己的电子声学作品《Eco-Ethno-Mountain-Sphäroid》，以及十年后由此产生的电影《Nowa Chowańszczyzna》），Basel 的 “CULTURESCAPES - POLEN” 音乐节，Frankfurt am Main 的大教堂，Novi Sad（Serbia），以及同 Ensemble Phoenix Basel 在 Gare du Nord 首演 E. S. Kaleli 的《Gabrys-Concerto》。

理念与实现

您创作中的理念是怎样产生的？在哪里，在什么场合？

许多灵感直接来自梦，也来自冥想分析。我每天都处理人类存在的哲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我们的大脑究竟如何运作，社会互动如何产生，技术对人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冲动和信号如何从一种媒介各向异性地传输到另一种媒介，这些问题极大地吸引着我。我喜欢同合成器和各种乐器一起歌唱和即兴。我从这些录音中发展自己的作品，用 Melodyne 等不同程序把它们翻译成记谱声音。其他程序允许实时进行光谱和和声分析，这会邀请人去调制不断变化的模型。Processing 或 Audulus 这样的编程环境，使我能够影响变形的基本形式。

同人谈话，制作实验电影，实时控制视频，编程，并在执行过程中改变和调整算法，调制对形状和颜色的电子识别，同时把我们的身体运动用于共感觉传输：把运动作为创作手段，把传感器控制系统用作通过面部表情进行创造性指挥，把手势通过传感手套翻译成声音，等等。

在您的机构、项目和创作中，实现理念需要什么？

我在多个场域中行动：在自由时间里，我喜欢制作 assemblages。我的工作——给世界的讯息——需要有说服力的媒体、强有力的乐器、电影投影和制作地点、可编程电子装置、来自过去的破损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被重新唤醒、重新安排，并因此进行 up-cycling，为世界带来一种新的意义。

通过组合这些媒体，使一种媒介所特有的极性渗透进其他媒介的极性之中，会产生超出标准语义的无尽选项。

语言决定性地影响人的感知；因此，通过世界上不同的语言，人们的感知系统也以不同方式被结构化。从这种迷恋出发，发现文化和自然中那些跨国的、超越时间的、过大的、也许是普遍性的现象，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艺术家的主要任务。

谁参与其中？

我在非常多不同的圈子中活动：从作曲家到建筑师，从文学家到科学家，从电影作者到程序员，从 performer 到建造者。我演奏许多其他作者的作品，并且常常作为艺术不同领域之间的一座桥。除了我的“One-Man-Shows”，我也参与许多合作：首先，我二十年来一直同 Ensemble Phoenix Basel 演奏；同这个乐团一起，我首演了一系列绝对新鲜而有意义的最新音乐作品，它们尤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作曲工作。此外，十五年来，我也经常作为客座演奏者同世界知名的 Klangforum Wien 演出。借这个机会，我同一位 Wiener Philharmoniker 成员的多年友谊，发展出一系列共同的实验电影项目；不久前，我们因此在 Los Angeles 的一项短片比赛中获奖。多年来，我也同 Zurich 的不同乐团演奏，例如 Collegium Novum、pre-art soloists、Ensemble Tzara、öx&öl；我们同它们一起，从现代古典到狂野实验，探索新艺术同社会生活相连接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我的作品，我常常邀请新的、特别合适的合作者；我喜欢为具体的人和人格写文本、歌曲和音乐，他们给予我灵感，而我也最能把他们想象成我的艺术讯息的媒介者。

您如何组织合作？

我和两位同事处在密集而创造性的交流之中；多年来，我们使用一切可及的道路，通过电子媒体进行连接。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在线 streaming 处理、讨论和练习许多细节，也有时在反馈中，在团队里成功地“来回”发展大文件，例如用于 VJ-ing 的我们电影的 3D-Mapping。每隔几个月，在一次新的首演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排练周期，使所有演奏者清楚自己在角色中的任务和连接。每一次制作的最后阶段，我们也规划相应数量的排练，使团队也为意外的额外场景做好准备；换句话说，我们至少排练到能够充分进入自己的角色，并且直到我们所演奏的就是我们自己。

尽管工作模式是持续的，这个过程始终非常令人兴奋，原因在于编制的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时代精神。作为我们在乐团中国际连接的一种机智隐喻（有时每位演奏者都来自不同国家），我们发展一种“无限翻译器”：我想把这个构造用于例如《Beelzebub Sonate》中，它包含所有已录制语言数据库的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彼此聆听，并在一种“无限循环”中翻译。

最后，您的项目如何被传达和媒介化？

在 Basel 这座精神上、哲学上和艺术上如此开放、跨文化且多文化的城市中，在国家边界上，在理念和世界顶尖人物都极其丰沛、并且也有一种特殊宽容的地方，一方面容易获得理解；另一方面，带来惊奇的任务也总是提出新的挑战。

在《Beelzebub Sonate》的情况下，我希望通过更新文本，并联系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争论，使尽可能多的潜在观众能够同这项工作进入共振。我们所追求的情感力量，以及世界知名演员 Graham Valentine 令人信服的 performative 可能性，都将帮助这部作品在各方面变得值得注意。材料的核心关联着 Faust 神话，这一点为沟通和媒介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连接点。我们也特别希望邀请正在德语课上处理 Faust 神话的学校班级来看演出。